真实的遗赠协议是否一定具有法律效力

　　[案情介绍]

　　被告李某(女，60岁)与遗赠人周某于1965年结婚，婚后夫妻感情较好，未生育小孩，收养一子(31岁，已成家另立门户)。1998年周某认识了比他小30岁的邱某(原告)不久后，二人便租房公开同居生活，直至2003年5月，周某因患肝癌晚期住院治疗。在周某住院期间，一直由李某及其亲友照料，直至死亡。临死之前，周某立下书面遗嘱并经公证将其所得的住房补贴金、公积金、抚恤金、金首饰、手机一部和变卖位于某市的房产的售房款的一半等共计10万元遗赠给邱某所有;骨灰盒由邱某保管。周某去逝后，邱某以李某控制前述财产，拒不交付，侵害其财产权于近日起诉到法院。

　　关于本案的焦点：即遗赠人周某遗赠自己的财产(姑且不论周某遗赠自己无权遗赠的效力问题)是否一定有效?争议较大

　　[评析]

　　遗赠人周某在与李某尚存婚姻关系的情况下，公然与原告同居;且立下遗嘱准备将财产遗赠给与其长期非法同居的本案原告。这一行为违反了“公序良俗”的民法基本原则和《婚姻法》确立的一夫一妻制原则。在周某患肝癌至死亡时，均由李某及其亲友照顾，而周某却在此期间将全部个人财产遗赠给同居之第三者，完全无视作为自己三十年合法妻子李某的存在，不符合一般的家庭道德，与普通民众的道德理念背道而驰。

　　《民法》作为一国人民思想、文化、观念、传统的集中体现，不能忽视来自民众的声音，否则法律就不能渗入社会实践，不能对人民群众的意识行动产生导向作用。本案中如果机械地按照“特别法优于普通法”的法律适用原则，引用《继承法》第16条第一款进行处理，实质上是对遗赠人周某“包二奶”，将财产赠与“二奶”这种严重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给予支持，破坏了我国倡导的社会主义行为规范，使广大群众对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产生怀疑。《婚姻法》修正案颁布后，还将“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”这种道德性社会规范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，保护第三人者邱某在本案中可能获得的利益，肯定有违《继承法》的立法精神，动摇我国法律的根基，这种情况的出现，是《继承法》的立法者们在立法时不能预见的。这也是成文法的局限所在。《民法通则》对民事行为的原则性规定，也是在保证引用特别法的规定有违立法精神的情况下，能最终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。

　　所以，对本案，根据《民法通则》第七条“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，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，破坏国家经济计划，扰乱社会经济秩序”，应宣告遗赠行为无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