虐童养母出狱 监护权何去何从?

　　去年3月31日晚，李征琴因认为施某某撒谎而对其进行抽打，造成施某某体表150余处挫伤，经司法鉴定构成轻伤一级。此事被网络曝光后，舆论大哗，司法也迅速介入。去年9月30日，南京市浦口区法院认定李征琴故意伤害罪名成立，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。

　　官司总有结案日，而生活还要继续。被虐儿童施某某哭着抱住养母，其生母甚至给施虐者下跪自责，这背后的价值冲突与道德纷争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。孩子还小，不能理解法律对家暴的介入尺度，实属正常。在施某某生母眼里，李征琴的出刑入罪究竟是罪有应得，还是莫大的委屈，也只有她知道。

　　自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十多天来，各界关注的家暴个案多聚焦在夫妻间的暴力。现实生活中，家暴不仅发生在夫妻之间，也发生在父母与子女之间。在家庭为社会基本细胞的中国，较之个体更为独立的西方社会来说，反家暴更为迫切，也更为复杂。父母虐待未成年子女，子女虐待年迈的父母，在一些法治成熟国家，有剥夺监护权这种常见的救济方式。但在中国，监护权的剥夺是个并不容易作出的决定。

　　所以，当有专家提出“怎能让受虐儿童与施虐者继续生活?这岂非重新送羊入虎口?”时，可能在惩戒加害人和有效保护受害人方面是有道理的，但这种理想层面的“合理”往往不敌实际操作中的“合理”。就算马上修法，大幅扩宽剥夺监护权的适用范围又怎样?

　　剥夺监护权的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，新的监护人较之虐童者更有助于儿童的成长及其合法权益的保护。也只有当剥夺了虐童者的监护权之后，还有充分的社会监护和国家监护兜底，这一国际通行的反家暴惩戒措施才可能成为司法的常态。

　　对反家暴，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更多的制度推进。南京“虐童案”是一个标本，它让众多围观者看到了司法介入家暴的积极效果，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司法无用论;它也让众多围观者看到了司法介入家暴的种种局限，从另一个视角提醒了我们也应警惕司法万能论。司法的能与不能，在于介入的尺度，也在于配套制度的跟进。